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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中歸聯”的理想與遺產
　　60餘年後，趙毓英用“革命的人道主義”概括戰犯們當年受到的待遇
　　《瞭望東方周刊》記者齊岳峰/北京報道
　　“對自己犯下的罪行，作為實行者當然應由自己負責，同時要徹底追究罪行的命令者，還有製造這種局勢的當權者的責任。”——1982年，在一封給友人的書信中，“中國歸還者聯絡會”(以下簡稱“中歸聯”)會長富永正三如是說。
　　1940年入伍的富永正三，曾任日本華中派遣軍第39師步兵第232團連長。但他沒能進一步晉升——1945年被俘，並於1950年被送到位於撫順的戰犯管理所。
　　6年後回到日本，富永正三由戰犯變成了戰爭罪行的反省者，“回憶當時戰爭、揭露戰爭罪惡、控告當時的當權者——其餘黨至今仍健在”。在這條路上，有上千名“中歸聯”成員與他同行。
　　正如他的友人、日本作家木多勝一後來所說：只有“真正的反省、真正的謝罪”，才可能改變“不會反省的民族”，才可能使日本人“在地球上和其他民族毫無遜色地併列”。
　　“已經是名副其實的排長了”
　　遼寧作家劉家常曾長期關註撫順戰犯管理所及其關押的戰犯。如今這位73歲的老者還記得，正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日本戰犯藤田茂，熱情出任“中歸聯”首任會長。
　　如果追究藤田茂的過往，一本裝幀極簡單的小書《三光》，成為那段歷史不可缺少的註解。封面上的字血紅，如同書名一樣刺眼。
　　1938年8月，49歲的藤田茂參加侵華戰爭，於1945年3月成為第43軍第59師團中將師團長。他後來在朝鮮向蘇軍投降，被引渡給中國。
　　侵華戰爭期間，藤田茂曾在山西安邑縣張良村“對軍官全體教育說‘刺殺比槍殺有效果’”。
　　他更曾命令“俘虜儘量在戰場殺害”。1945年6月在濟南，超過600名俘虜被用於“教育刺殺”。
　　細菌戰、毒氣戰也多次出現在他的回憶中。
　　根據藤田茂口供，1945年5月“作戰期間，使令防疫給水班使用霍亂菌，實施了細菌戰”。
　　在沈陽特別軍事法庭上，他承認，自己曾經常訓誡部下：士兵如果不刺殺活人，“膽子是壯不起來的”。
　　在藤田茂擔任“中歸聯”會長期間，《三光》編纂面世。書中，曾經的日本軍人們講述了自己更多的劣跡——破開孕婦肚皮取出嬰兒殺死，對農民做活人毒氣試驗，取被捕農民的活膽，以及“抓住農民，簇擁而上，刺成蜂窩”……
　　藤田茂的繼任者富永正三也有類似經歷。
　　1941年，日軍見習士官富永正三在華培訓最後一天的科目是“勇敢測驗”，內容是“斬殺俘虜”。20多名蒙著眼睛、捆住雙手的中國人，被帶到長約5米、寬約3米的深坑周圍。
　　示範者拔出軍刀，用清水潑了刀刃，然後走到中國人身後，高舉軍刀，由上而下斜劈下去，“只見他‘哈依’一聲喊叫，軍刀落下，身首分離，頭顱飛出一米多遠，頸上噴出兩條血柱，屍體掉下深坑。”
　　第一次親眼看到殘酷的殺人情景，富永正三的呼吸都要停止了。
　　不過，輪到自己時，他還是“橫下心來，砍掉一個俘虜的頭顱”。
　　從此，“我感到自己已經是名副其實的排長了”。
　　劉家常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，在日本，這些經歷不斷被“中歸聯”老兵通過展覽、演講等形式揭露出來。還在撫順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時候，戰犯們就有了“成立一個組織”的計劃。
　　被歧視的歸國者
　　這個想法源於戰犯們在中國的際遇。接受《瞭望東方周刊》採訪時，90歲的撫順戰犯管理所醫務人員溫久達記得，戰犯們當時“身體都很好”，“我們的醫療制度很健全”。
　　1950年，名副其實的“殺人英雄”富永正三被送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時陷入了絕望，“我們這些戰犯，哪有一個人的手上沒沾過中國人的鮮血呀！”
　　不久，重病的他被送入醫院治療。“腰椎疼得厲害，體溫連續高達40℃ ，要靠註射安眠藥才能睡覺。”富永正三突然想到，那些被自己用軍刀殺死的中國人所遭受的痛苦，比這不知高多少倍。
　　當年他用的藥，是從國外進口、十分貴重的鏈黴素。死裡逃生的他覺得，一度喪失的人性又回到了身上。
　　當年，上級要求一定要做好管理所的醫療工作，劉家常說：“不准跑一個，不准死一個。”
　　這背後是來自中國各地醫務人員的努力。85歲的趙毓英如今要依靠助聽器才能聽清本刊記者的問話，可她清楚地記得，1950年自己根據東北衛生部轉東北公安部通知，來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時，被收押的戰犯們“恐懼、精神不安定、血壓特別不穩定”。普查的結果是，高血壓占50%以上。
　　於是“一三五日本人、二四六漢姦”的醫療診查工作制度迅速建立並嚴格執行。戰犯病號的藥，必須由醫護人員親手送到他們手中，看著他們服藥完畢——60餘年後，趙毓英用“革命的人道主義”概括戰犯們當年受到的對待。
　　那幾年，管理所沒出過醫療事故。可溫久達記得，很多人對戰犯們受到的待遇表示“氣憤、反感、恨”，“上級讓認真做工作。”
　　藤田茂在趙毓英印象中“學習積極”。到1956年6月日本戰犯審判時，他被最高人民法院沈陽特別軍事法庭判處18年徒刑。
　　宣判後，審判長問他“有什麼話要說”。
　　藤田痛哭：“若論我的罪，判幾個死刑，也不能贖罪於萬一，我在中國人民的法庭面前低頭認罪。凶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把我變成了吃人的野獸，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，中國政府教育我認識了真理，給了我新的生命。我在莊嚴的中國人民正義法庭上宣誓，堅決把我的餘生獻給反戰和平事業。”
　　其實，藤田茂曾是戰犯管理所中最頑固的戰犯之一。得知東條英機、阪垣徵四郎等被處以絞刑時，他身著軍服、馬靴，每天呼叫：“天皇陛下萬歲！”
　　管理人員註意到兩個細節：看日本影片《混血兒》，裡面有美軍強姦日本婦女所生的混血兒，因膚色受到譏笑時大哭，藤田茂也落下了眼淚。
　　另一個細節是1954年，藤田茂從妻子信中知道，姐姐全家在原子彈轟炸廣島時喪生，此後態度逐漸緩和。
　　1956年，關押在管理所的日本戰犯被釋放回國。次年，擁有1014名成員的“中歸聯”宣告成立。
　　它宣佈自己將“站在人道的反省之上，反對侵略戰爭，維護和平與日中友好”。
　　回到祖國，“中歸聯”成員們在日本各地宣傳，“講他們在中國受到的待遇，感謝中國，反戰，要和平。”溫久達說。
　　可是他們的境況舉步維艱。日本右翼勢力將他們作為對手或爭取對象，時常阻撓。
　　一些日本媒體則認為，這些曾經在中國關押的軍人們已經被洗腦。成員們被政府要求，交代他們在中國的言行。
　　在備受歧視的境況下，很多人不得不合伙租房，靠打短工維持生計。講演時還有人受到威脅。
　　“中歸聯”後繼組織、撫順奇跡繼承會負責人荒川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，當年成立“中歸聯”最大的困難就是，“受到周圍日本人異樣的眼光”。很多成員的家人，即便對中國懷有“感恩之心”，也認為這些會員們確被洗腦了。
　　向中國人彙報
　　1957年成立後，“中歸聯”組織設立了會長、副會長、常任理事長、常任委員長和事務局長負責日常工作。日本各都道府縣都有它的分部，每兩年召開的會員大會作為最高決議機關，負責審議中歸聯相關預決算及活動事務。
　　到1967年，“中歸聯”一度分為“中歸聯組織”和“中歸聯”兩個團體，前者仍由藤田茂負責，後者則由島村三郎擔任會長。直至1986年，富永正三成為合併統一的“中歸聯”會長。
　　不過，致力於中日友好一直是“中歸聯”的目標。例如，1957年該會發起了歡迎中國訪日代表團活動，1963年發起了恢復中日邦交的3000萬人署名活動，1972年發起了祝賀恢復中日邦交正常化活動。
　　嚮日本國民宣揚侵華戰爭真相的同時，“中歸聯”還協助相關團體在1957年送還了在日遇難的中國勞工遺骨，他們甚至還在東京的寺院悼念在日本死難的中國烈士。
　　1959年，《日美安全保障條約》爭論激烈。“中歸聯”以《致岸信介公開信》的形式嚮日本國民發佈公開信，產生巨大影響。
　　時任日本首相岸信介是遠東軍事法庭認定的甲級戰犯。藤田茂本來要將同為戰犯的古海忠所寫的信件當面交給岸信介，結果遭到拒絕。後來在3000萬人簽名活動中，藤田茂在街頭演講中強調：“一定要把漏網的甲級戰犯岸信介拉下馬！”
　　岸信介是安倍晉三的外公。
　　藤田茂於1965年、1972年兩次率領“中歸聯”代表團訪華，都受到了周恩來接見。1980年他去世前先後5次來中國。臨終一刻，這位前日本陸軍中將讓家屬把周恩來送給他的中山裝穿在身上。
　　“謝罪”則始終在進行。
　　1990年，“中歸聯”成員土屋芳雄在中國進行了自己的“謝罪之旅”，關於這次行動的紀錄片《人、鬼、人》，在當年日本舉辦的亞洲電視節上被評為“優秀電視紀錄片一等獎”。1931年即參加侵華戰爭的主人公土屋芳雄，曾因屠殺和破壞抗日人員和組織有功，多次被日軍授予勛章。
　　不過由於各方阻撓，“中歸聯”成立28年後的1984年，撫順戰犯管理所工作人員才收到以“中歸聯”名義發來的訪日邀請函。在此之前，“中歸聯”成員已幾度訪問中國，特別是他們的“再生之地”遼寧撫順。
　　當年隨團出訪日本的趙毓英記得，抵日後，“中歸聯”成員們扶老攜幼前來訴說衷腸，“回國後有很多鬥爭，要轉業，要生活，一切安定後，想向中國人彙報一下回國後的狀況。”
　　趙毓英等人被輪番請到“中歸聯”成員家裡，聊天，照相。劫後餘生的囚徒們說，沒有中國放他們回去，就沒有他們的命，沒有他們的幸福生活。
　　但戰爭對人性的摧殘，伴隨他們終生。
　　多年後，中國媒體工作者趙冬苓曾見到一位參與當年“731”細菌戰的日軍士官，他“機械地坐在對面，機械地重覆著謝罪的字眼”、“兩眼空洞，身體枯朽，像一具沒有血肉和情感的屍體。”
　　時光流逝，隨著大部分成員逐漸去世，2002年，“人數少、無力量”的“中歸聯”最終宣告解散。
　　“中歸聯”的使命，被一個叫做“撫順奇跡繼承會”的組織承襲下來。當時不到30歲的熊武伸一郎，成為“繼承會”的負責人。
　　“奇跡”的繼承
　　每年都要來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熊武伸一郎覺得，日本戰犯們從這裡走出去，獲得新生，堪稱世界奇跡——“撫順奇跡繼承會”的名字由此而來。
　　2002年“繼承會”成立之時，約百人規模。當時尚在世的“中歸聯”成員擔任“繼承會”的顧問。
　　荒川對本刊記者介紹稱，作為著作家、雜誌編輯，熊武伸一郎也是被“中歸聯”宣傳活動感動的人之一。在此之前，“中歸聯”會員個人在日演講不下500次，出版個人專著百餘部。
　　第一任“繼承會”事務局長熊武伸一郎的隊伍參差不齊，如劉家常的瞭解，其會員年齡最大的90多歲、小的18歲。
　　劉家常記得，2002年前後“繼承會”訪問撫順戰犯管理所，熊武的隊伍里有曾經的日本戰犯作為顧問，為人們講述當年的情況，“講到半夜兩三點。”
　　趙毓英回憶，“‘繼承會’成員訪問撫順戰犯管理所之時，不住旅館住監舍”。有的戰犯會特意從管理所抓一把土帶回日本，死了要灑在墳上。
　　很多日本人攜家帶口來撫順戰犯管理所參觀。有一次，還是孩童的劉家常看見，熊武伸一郎推著輪椅上的母親到來，隨身還帶著花籃——“他母親很支持兒子的選擇”。
　　藤田茂的兒子藤田蒙也曾來管理所瞭解歷史，他的子女名字中都帶有“和平”字眼。
　　很多“中歸聯”成員的後代成為“繼承會”的成員。趙毓英記得，該會會長野津加代子就是其中之一。
　　2012年8月3日，“繼承會”訪中團在野津加代子率領下來到撫順。訪中團一位患腦血栓行動不便的老者，冒著雨，一點一點蹭到平頂山慘案紀念碑前，鞠躬默哀。
　　更多的人出於更純粹的目的加入“繼承會”，現任事務局長荒川女士並非戰犯的後代。    
　　她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，自己通過網絡知道“中歸聯”的信息後十分感動，“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慘痛悲劇，希望可以貢獻一份微薄的力量，為中日友好宣傳和平社會。”
　　而今，“繼承會”仍在積極搜集整理“中歸聯”的證言、資料、文獻，舉辦講座，併發行一些“中歸聯”的季刊。
　　荒川說，很多來到撫順的會員，瞭解戰爭歷史後，在慘案紀念碑前鞠躬默哀，“設想自己是當年的老兵，痛哭流涕。”
　　與之相應的是，日本國內不瞭解“繼承會”的民眾，“對此並不太關心。”
　　這讓她覺得，要從各個層面推進中日關係發展。當然，這需要大環境——“對於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，我不是很支持，如果可以的話，希望下一屆領導人是以支持中日友好關係為主要原則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