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中歸聯”的理想與遺產
  60餘年後,趙毓英用“革命的人道主義”概括戰犯們當年受到的待遇
  《瞭望東方周刊》記者齊岳峰/北京報道
  “對自己犯下的罪行,作為實行者當然應由自己負責,同時要徹底追究罪行的命令者,還有製造這種局勢的當權者的責任。”——1982年,在一封給友人的書信中,“中國歸還者聯絡會”(以下簡稱“中歸聯”)會長富永正三如是說。
  1940年入伍的富永正三,曾任日本華中派遣軍第39師步兵第232團連長。但他沒能進一步晉升——1945年被俘,並於1950年被送到位於撫順的戰犯管理所。
  6年後回到日本,富永正三由戰犯變成了戰爭罪行的反省者,“回憶當時戰爭、揭露戰爭罪惡、控告當時的當權者——其餘黨至今仍健在”。在這條路上,有上千名“中歸聯”成員與他同行。
  正如他的友人、日本作家木多勝一後來所說:只有“真正的反省、真正的謝罪”,才可能改變“不會反省的民族”,才可能使日本人“在地球上和其他民族毫無遜色地併列”。
  “已經是名副其實的排長了”
  遼寧作家劉家常曾長期關註撫順戰犯管理所及其關押的戰犯。如今這位73歲的老者還記得,正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日本戰犯藤田茂,熱情出任“中歸聯”首任會長。
  如果追究藤田茂的過往,一本裝幀極簡單的小書《三光》,成為那段歷史不可缺少的註解。封面上的字血紅,如同書名一樣刺眼。
  1938年8月,49歲的藤田茂參加侵華戰爭,於1945年3月成為第43軍第59師團中將師團長。他後來在朝鮮向蘇軍投降,被引渡給中國。
  侵華戰爭期間,藤田茂曾在山西安邑縣張良村“對軍官全體教育說‘刺殺比槍殺有效果’”。
  他更曾命令“俘虜儘量在戰場殺害”。1945年6月在濟南,超過600名俘虜被用於“教育刺殺”。
  細菌戰、毒氣戰也多次出現在他的回憶中。
  根據藤田茂口供,1945年5月“作戰期間,使令防疫給水班使用霍亂菌,實施了細菌戰”。
  在沈陽特別軍事法庭上,他承認,自己曾經常訓誡部下:士兵如果不刺殺活人,“膽子是壯不起來的”。
  在藤田茂擔任“中歸聯”會長期間,《三光》編纂面世。書中,曾經的日本軍人們講述了自己更多的劣跡——破開孕婦肚皮取出嬰兒殺死,對農民做活人毒氣試驗,取被捕農民的活膽,以及“抓住農民,簇擁而上,刺成蜂窩”……
  藤田茂的繼任者富永正三也有類似經歷。
  1941年,日軍見習士官富永正三在華培訓最後一天的科目是“勇敢測驗”,內容是“斬殺俘虜”。20多名蒙著眼睛、捆住雙手的中國人,被帶到長約5米、寬約3米的深坑周圍。
  示範者拔出軍刀,用清水潑了刀刃,然後走到中國人身後,高舉軍刀,由上而下斜劈下去,“只見他‘哈依’一聲喊叫,軍刀落下,身首分離,頭顱飛出一米多遠,頸上噴出兩條血柱,屍體掉下深坑。”
  第一次親眼看到殘酷的殺人情景,富永正三的呼吸都要停止了。
  不過,輪到自己時,他還是“橫下心來,砍掉一個俘虜的頭顱”。
  從此,“我感到自己已經是名副其實的排長了”。
  劉家常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,在日本,這些經歷不斷被“中歸聯”老兵通過展覽、演講等形式揭露出來。還在撫順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時候,戰犯們就有了“成立一個組織”的計劃。
  被歧視的歸國者
  這個想法源於戰犯們在中國的際遇。接受《瞭望東方周刊》採訪時,90歲的撫順戰犯管理所醫務人員溫久達記得,戰犯們當時“身體都很好”,“我們的醫療制度很健全”。
  1950年,名副其實的“殺人英雄”富永正三被送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時陷入了絕望,“我們這些戰犯,哪有一個人的手上沒沾過中國人的鮮血呀!”
  不久,重病的他被送入醫院治療。“腰椎疼得厲害,體溫連續高達40℃ ,要靠註射安眠藥才能睡覺。”富永正三突然想到,那些被自己用軍刀殺死的中國人所遭受的痛苦,比這不知高多少倍。
  當年他用的藥,是從國外進口、十分貴重的鏈黴素。死裡逃生的他覺得,一度喪失的人性又回到了身上。
  當年,上級要求一定要做好管理所的醫療工作,劉家常說:“不准跑一個,不准死一個。”
  這背後是來自中國各地醫務人員的努力。85歲的趙毓英如今要依靠助聽器才能聽清本刊記者的問話,可她清楚地記得,1950年自己根據東北衛生部轉東北公安部通知,來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時,被收押的戰犯們“恐懼、精神不安定、血壓特別不穩定”。普查的結果是,高血壓占50%以上。
  於是“一三五日本人、二四六漢姦”的醫療診查工作制度迅速建立並嚴格執行。戰犯病號的藥,必須由醫護人員親手送到他們手中,看著他們服藥完畢——60餘年後,趙毓英用“革命的人道主義”概括戰犯們當年受到的對待。
  那幾年,管理所沒出過醫療事故。可溫久達記得,很多人對戰犯們受到的待遇表示“氣憤、反感、恨”,“上級讓認真做工作。”
  藤田茂在趙毓英印象中“學習積極”。到1956年6月日本戰犯審判時,他被最高人民法院沈陽特別軍事法庭判處18年徒刑。
  宣判後,審判長問他“有什麼話要說”。
  藤田痛哭:“若論我的罪,判幾個死刑,也不能贖罪於萬一,我在中國人民的法庭面前低頭認罪。凶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把我變成了吃人的野獸,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,中國政府教育我認識了真理,給了我新的生命。我在莊嚴的中國人民正義法庭上宣誓,堅決把我的餘生獻給反戰和平事業。”
  其實,藤田茂曾是戰犯管理所中最頑固的戰犯之一。得知東條英機、阪垣徵四郎等被處以絞刑時,他身著軍服、馬靴,每天呼叫:“天皇陛下萬歲!”
  管理人員註意到兩個細節:看日本影片《混血兒》,裡面有美軍強姦日本婦女所生的混血兒,因膚色受到譏笑時大哭,藤田茂也落下了眼淚。
  另一個細節是1954年,藤田茂從妻子信中知道,姐姐全家在原子彈轟炸廣島時喪生,此後態度逐漸緩和。
  1956年,關押在管理所的日本戰犯被釋放回國。次年,擁有1014名成員的“中歸聯”宣告成立。
  它宣佈自己將“站在人道的反省之上,反對侵略戰爭,維護和平與日中友好”。
  回到祖國,“中歸聯”成員們在日本各地宣傳,“講他們在中國受到的待遇,感謝中國,反戰,要和平。”溫久達說。
  可是他們的境況舉步維艱。日本右翼勢力將他們作為對手或爭取對象,時常阻撓。
  一些日本媒體則認為,這些曾經在中國關押的軍人們已經被洗腦。成員們被政府要求,交代他們在中國的言行。
  在備受歧視的境況下,很多人不得不合伙租房,靠打短工維持生計。講演時還有人受到威脅。
  “中歸聯”後繼組織、撫順奇跡繼承會負責人荒川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,當年成立“中歸聯”最大的困難就是,“受到周圍日本人異樣的眼光”。很多成員的家人,即便對中國懷有“感恩之心”,也認為這些會員們確被洗腦了。
  向中國人彙報
  1957年成立後,“中歸聯”組織設立了會長、副會長、常任理事長、常任委員長和事務局長負責日常工作。日本各都道府縣都有它的分部,每兩年召開的會員大會作為最高決議機關,負責審議中歸聯相關預決算及活動事務。
  到1967年,“中歸聯”一度分為“中歸聯組織”和“中歸聯”兩個團體,前者仍由藤田茂負責,後者則由島村三郎擔任會長。直至1986年,富永正三成為合併統一的“中歸聯”會長。
  不過,致力於中日友好一直是“中歸聯”的目標。例如,1957年該會發起了歡迎中國訪日代表團活動,1963年發起了恢復中日邦交的3000萬人署名活動,1972年發起了祝賀恢復中日邦交正常化活動。
  嚮日本國民宣揚侵華戰爭真相的同時,“中歸聯”還協助相關團體在1957年送還了在日遇難的中國勞工遺骨,他們甚至還在東京的寺院悼念在日本死難的中國烈士。
  1959年,《日美安全保障條約》爭論激烈。“中歸聯”以《致岸信介公開信》的形式嚮日本國民發佈公開信,產生巨大影響。
  時任日本首相岸信介是遠東軍事法庭認定的甲級戰犯。藤田茂本來要將同為戰犯的古海忠所寫的信件當面交給岸信介,結果遭到拒絕。後來在3000萬人簽名活動中,藤田茂在街頭演講中強調:“一定要把漏網的甲級戰犯岸信介拉下馬!”
  岸信介是安倍晉三的外公。
  藤田茂於1965年、1972年兩次率領“中歸聯”代表團訪華,都受到了周恩來接見。1980年他去世前先後5次來中國。臨終一刻,這位前日本陸軍中將讓家屬把周恩來送給他的中山裝穿在身上。
  “謝罪”則始終在進行。
  1990年,“中歸聯”成員土屋芳雄在中國進行了自己的“謝罪之旅”,關於這次行動的紀錄片《人、鬼、人》,在當年日本舉辦的亞洲電視節上被評為“優秀電視紀錄片一等獎”。1931年即參加侵華戰爭的主人公土屋芳雄,曾因屠殺和破壞抗日人員和組織有功,多次被日軍授予勛章。
  不過由於各方阻撓,“中歸聯”成立28年後的1984年,撫順戰犯管理所工作人員才收到以“中歸聯”名義發來的訪日邀請函。在此之前,“中歸聯”成員已幾度訪問中國,特別是他們的“再生之地”遼寧撫順。
  當年隨團出訪日本的趙毓英記得,抵日後,“中歸聯”成員們扶老攜幼前來訴說衷腸,“回國後有很多鬥爭,要轉業,要生活,一切安定後,想向中國人彙報一下回國後的狀況。”
  趙毓英等人被輪番請到“中歸聯”成員家裡,聊天,照相。劫後餘生的囚徒們說,沒有中國放他們回去,就沒有他們的命,沒有他們的幸福生活。
  但戰爭對人性的摧殘,伴隨他們終生。
  多年後,中國媒體工作者趙冬苓曾見到一位參與當年“731”細菌戰的日軍士官,他“機械地坐在對面,機械地重覆著謝罪的字眼”、“兩眼空洞,身體枯朽,像一具沒有血肉和情感的屍體。”
  時光流逝,隨著大部分成員逐漸去世,2002年,“人數少、無力量”的“中歸聯”最終宣告解散。
  “中歸聯”的使命,被一個叫做“撫順奇跡繼承會”的組織承襲下來。當時不到30歲的熊武伸一郎,成為“繼承會”的負責人。
  “奇跡”的繼承
  每年都要來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熊武伸一郎覺得,日本戰犯們從這裡走出去,獲得新生,堪稱世界奇跡——“撫順奇跡繼承會”的名字由此而來。
  2002年“繼承會”成立之時,約百人規模。當時尚在世的“中歸聯”成員擔任“繼承會”的顧問。
  荒川對本刊記者介紹稱,作為著作家、雜誌編輯,熊武伸一郎也是被“中歸聯”宣傳活動感動的人之一。在此之前,“中歸聯”會員個人在日演講不下500次,出版個人專著百餘部。
  第一任“繼承會”事務局長熊武伸一郎的隊伍參差不齊,如劉家常的瞭解,其會員年齡最大的90多歲、小的18歲。
  劉家常記得,2002年前後“繼承會”訪問撫順戰犯管理所,熊武的隊伍里有曾經的日本戰犯作為顧問,為人們講述當年的情況,“講到半夜兩三點。”
  趙毓英回憶,“‘繼承會’成員訪問撫順戰犯管理所之時,不住旅館住監舍”。有的戰犯會特意從管理所抓一把土帶回日本,死了要灑在墳上。
  很多日本人攜家帶口來撫順戰犯管理所參觀。有一次,還是孩童的劉家常看見,熊武伸一郎推著輪椅上的母親到來,隨身還帶著花籃——“他母親很支持兒子的選擇”。
  藤田茂的兒子藤田蒙也曾來管理所瞭解歷史,他的子女名字中都帶有“和平”字眼。
  很多“中歸聯”成員的後代成為“繼承會”的成員。趙毓英記得,該會會長野津加代子就是其中之一。
  2012年8月3日,“繼承會”訪中團在野津加代子率領下來到撫順。訪中團一位患腦血栓行動不便的老者,冒著雨,一點一點蹭到平頂山慘案紀念碑前,鞠躬默哀。
  更多的人出於更純粹的目的加入“繼承會”,現任事務局長荒川女士並非戰犯的後代。    
  她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,自己通過網絡知道“中歸聯”的信息後十分感動,“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慘痛悲劇,希望可以貢獻一份微薄的力量,為中日友好宣傳和平社會。”
  而今,“繼承會”仍在積極搜集整理“中歸聯”的證言、資料、文獻,舉辦講座,併發行一些“中歸聯”的季刊。
  荒川說,很多來到撫順的會員,瞭解戰爭歷史後,在慘案紀念碑前鞠躬默哀,“設想自己是當年的老兵,痛哭流涕。”
  與之相應的是,日本國內不瞭解“繼承會”的民眾,“對此並不太關心。”
  這讓她覺得,要從各個層面推進中日關係發展。當然,這需要大環境——“對於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,我不是很支持,如果可以的話,希望下一屆領導人是以支持中日友好關係為主要原則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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